京津冀如何协同发展

京津冀如何协同发展？

数十年来，京津两位“老大哥”一路狂奔，河北各城市发展却未“跟上节拍”，以致京、津、冀经济体量差异大，河北甚至无法顺利承接京津的产业转移与人口疏解。京津冀究竟需要怎样的城市结构才较合理？河北又该如何重新定位，平衡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带着这些问题，新金融记者采访了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

新金融：正常情况下，城市的等级结构是金字塔式的，而京津冀三地的城市结构是哑铃形，这对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何影响？

张贵：一般的城市结构是金字塔形，塔尖上是特大城市，人口最多、规模最大、产业层次也最高，这一点通常表现为以现代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的产业。金字塔塔尖下面的是一些大城市，再往下是中小城市，塔基是城镇和农村。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乃至国外城市发展大抵如此，但是京津冀区域不符合这个规律。京津冀地区是哑铃形的，上面有两个特大城市，下面次中心城市本应该有好几个，但是现在能够算得上的只有石家庄和唐山。

没有形成金字塔式的城市群结构，城市的功能和整体空间的分工布局就会遇到问题。两个特大城市优质资源和功能全部集中，小城市只能承担一些最基本的功能，它们之间形成一个“悬崖”。这就导致北京所疏解的产业和资源，河北承接不了，因为它体量小，规模不够。

新金融：有传闻称，北京第一批207家拟外迁公司名单已经出来了，主要涉及化工、建材、铸造等门类。对此，承接地的态度如何？

张贵：目前，北京疏解的产业不是高端的、高附加值的产业，它自愿转出来的企业多是“三高一低”的产业，即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和低效益的产业。按照河北定位和发展规划，应该不会承接“三高一低”的企业。从目前三地的发展情况看，每个地方都有节能降耗的指标，这些企业转移过来还要占当地的指标，当地本身就在压缩这些企业，不太可能引进。

新金融：如果三地政府在产业转移等问题上谈不拢，京津冀协同发展会否变成空话？

张贵：北京抛出来的那些企业别的地方不接，就说明这些产业不符合现在的需要，这是由市场决定的。低端产业不一定要转移，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还可以并购。“转”不只是把企业转到别的地方去，还包括企业转型发展。

新金融：我们看到，河北很多地区建设了工业园区，那么河北各地在承接产业定位方面是否有同质化的情况？

张贵：我们经历过园区开发过程中盲目引进，相互砸价，造成了恶性的竞争和项目重复的路子，这背离了园区本身的功能和发展方向。项目落地之后发现跟之前的规划不一致，造成了土地、资本等浪费，也没有形成良好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关系。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不要什么样的企业。当地需要什么样的企业是市场决定的，但是不要什么样的企业是政府能做到的。在北京产业转移过程中，承接地要明晰自己的定位。

新金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情况是怎样的？

张贵：这需要承接城市在教育、医疗等层面和原来的主城区均等化。三地要从人口、产业、城市和生态，四个维度去合作，形成生产、生活、生态共生的机制。我们一定要遵守的是人口和产业是在一起的，如果把人口与产业隔离，就是现在的燕郊，成为“睡城”。旧有产业的人不会轻易跟着产业转移而迁徙。我们转移要有新思路，转移不一定是企业院校的整体搬迁，一旦搬迁优质资源就会散。我们侧重于新增的业务分支，比如北大不搬，北大可以和某个院校合作开办研究院，北大派几个人过去。产业在一个地方落脚，这就是增量。

新金融：您刚才提到，承接地要留住京津迁移过来的人口，就需要各种资源与原来的主城区均等化，那么政府势必要在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这对政府的财政压力是一个考验。

张贵：确实是这样。根据我们的模型测算，河北省按照目前的城镇化速度发展下去，2020年资金的缺口是1.1万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间哑铃形城市要壮大，城镇化率就要提高，目前河北发展资金有巨大的缺口，城市化率就不能过度地加快，北京和天津需要和河北的城镇化项目合作，一方面河北的农民进入城市；另一方面北京、天津的人向外迁徙，新的人口聚集区就会出现。

河北需要投资，但不能靠河北一方。现在讲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资金有限、规模小，如果北京优质资源不往外输出，河北就不可能迅速地扩张，所以，北京的财政也应该为目前的“功能疏解”埋单，由此产生的收益可以协商分享。

新金融：如果让京津两地政府为河北提供财政支持，难度是不是很大？

张贵：原来很多的规划是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这是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现象。虽然各省市之间有合作的意愿，但实际上在制定规划和空间布局方面仍然是以自我发展为主，如今协同发展提出以后政府有合作愿望，现实中也有一体化需求，需要从产业对接互补的角度重新定位。

试想，如果把财税体制改成中央统一供给，三地共建的项目就会由首都财政来解决。如果首都财政解决不了，三地还可以建立一个产业转移基金。此外，资金还有第三个来源，就是借助市场的力量，引导大量的民间资本的进入，公共服务向社会购买。民资比政府投资更富有效率，它们对市场信息最敏感。

新金融：有观点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真正的核心是京津合作。在您看来，天津的定位与角色是什么？

张贵：“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关键的是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大城市怎样合作，北京的定位就是四个功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对外交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天津的功能是北方经济中心、航运中心、宜居城市。在三地协同发展中，天津处于中枢的关键位置。它能够承接北京四个功能以外疏解出来的产业，其中一些高端的服务业和制造业是天津最主要的承接对象。最重要的是，京津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带，即京津科技新干线。科技新干线集中了京津两地最优质的科技资源，通过高速公路、国道、城市轨道链接起来，串联了很多工业园区、城市、县镇。这条经济带是不是能打造出世界级的科技产业带，是京津冀合作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新金融：目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最大的困难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张贵：京津冀三地的游戏规则并不统一，这会限制各要素的流转，即使转移到异地也会增加成本。另外，操作层面上区域性平台没有建成，比如交通基础设施，我们有很多的关卡，影响了要素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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